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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 |
第九屆上海國際電影節剛剛閉幕,最吸引人的或許不是奪得『金爵獎』的《四分鍾》,而是出現在電影節論壇上的李安、安東尼·明格拉、徐克、馮小剛、徐靜蕾等國內外電影界的『大腕』。他們在上海侃侃而談,帶給我們無限回味,這一次明星留給我們的不再是驚鴻一瞥……
在上海國際電影節的『金爵』論壇(差異與共贏——好萊塢與中國電影的關系)上,終於看到了傳聞中的李安。有些羞澀的李安契合了我們對他的想象——溫厚、謙和、敏感,典型的臺灣文人的形象。
從一開始,李安就表達了『應付』這種場合的無奈,『因為我要到上海拍電影,所以他們就讓我來講話,我也不知道講什麼好,只好兵來將擋』。就像他說自己不大喜歡參加電影的推介銷售活動一樣——他甚至舉了《綠巨人》的例子,看到『綠巨人』的垃圾桶等衍生產品,他覺得荒唐和吃驚——他也不善於在公共場合對待媒體,他的講話更像是一個人的竊竊私語,不過他卻沒有忘了適時地贊美上海幾句。他說上海曾是東方的好萊塢,還說上海的風貌雖然已改,但風情猶在,甚至在談到上海電影節的時候提到了奧斯卡。從這方面看,他又算得上圓滑,卻是那種耿介之上的圓滑,沒有忘本的。他很友善地參加了當天一場接一場的『講話』,本分地回答所有的提問,直到疲累之至。
當馮小剛當面『奉承』他的時候(馮說:『我知道今天現場的每一位聽眾都是衝著李安來的,只是順便也聽了我們的講話。』),李安更靦腆地低下頭、俯下身。他身上表現出來的內向和隱忍其實在他的作品中都有所體現。無論是《喜宴》裡的男主人公偉同,《飲食男女》中的大姐朱家珍,還是《斷背山》裡的艾尼斯,都有這種隱忍壓抑的影子。當然,他在談話中再一次提到了父親。他承認,父親的形象一直出現在他以往的電影中,『拍國片的時候,郎雄所演的那個父親就像我的父親,我就是那個無辜的兒子;而在美國,我也做了父親,所以拍的西片裡面的父親角色類型就來自我自己。』不過,在拍了8個片子之後,父親主題終於已經洗滌出去了,李安希望將來能關注一些其他東西。
李安說,我們不可能比好萊塢更好萊塢,如果完全一樣,他們為什麼還要一個中國導演來拍?所以你要保持自己的特色,用中華文化的眼光看它,是一個很好的鏡子。然而,地域性與共通性並不衝突。一個來自中國臺灣的導演在美國拍了一部西部片,卻在瑞士賣座,為什麼?這就是共通性。『好萊塢對我來說不是必要的,它是一個情結,好比姚明到NBA。文化是相互的,我們也在影響他們。』
他一再強調,好萊塢經過多年的積累,已經形成了電影的游戲規則,如何拍,如何行銷,不同類型的片子該怎麼玩,怎樣與觀眾溝通的規則美國人都已經有了,而且已經全球化了。『我們要突破,要有變化,必須先弄清楚他們的游戲規則。有時也很抗拒這些固定格式,但西方從柏拉圖、亞裡士多德就開始這種三一律,起承轉合的套路。這種固有結構,你很想突破,又不得不服氣。我在做西片的時候,這種經歷比較少一點。在做國片的時候,會有很多掙紮。
有人問李安,是否有計劃拍攝《紅樓夢》這樣的經典,李安回答說:『《紅樓夢》好在它裡面的詞曲、人物等,但它的結構並不適合電影。拍《紅樓夢》好比飛蛾撲火,多少專家,磨刀霍霍。其實張愛玲也是曹雪芹這個傳統上的,所以先試試《色戒》,研究張愛玲的專家已經夠多了,拍張愛玲也得很謹慎,不用說曹雪芹了。』
比中國內地名導更多一份藝術氣質的李安對電影用了一個有趣的比喻。『電影是在一個公開的秘密場合,一群人關在一個黑匣子裡面跟自己溝通。導演就是要在這個黑匣子裡與觀眾共享心靈溝通。導演像導體,感應一個東西,通過自己的身體,傳播給大眾,刺激他們的情感,刺激他們的思考和想象力。』對於李安來說,電影是娛樂界的龍頭老大,電影導演就好像貴族。『好像抽大煙一樣,做電影也會讓我上癮。』